明清时期科举世家的认定标准及家族组织的作用

清代及后世对于科举世家的认定有一个共同的标准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点：

1.以家族为单位世代聚居，依靠家族组织支持家族成员参加考试。

科举家族和其他家族一样，往往是同宗子孙世代生活在一起，同宗子孙共同生活，可以发挥家族组织的经济权力，帮助家族成员读书、应考。

纵观清代的进士群体，大部分都不是单亲家庭出身，都是有整个家族的支持，走上科举之路。

科举时代，培养一个进士极其困难，需要几代人的努力。比如曾国藩，就是靠着祖上几代人的辛勤劳动，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，才得以考取科举。一般的穷苦人家，生活都很艰难，根本没有精力和实力供养子孙后代去参加科举。

科举世家会通过设立宗地，为家人提供经济资助。此外，科举世家还会设立宗族学校，由家人出资聘请教师，为家人提供免费教育。

有志于参加科举的人，其家人会给予必要的帮助，同时，一旦其家人通过科举，成为官员，其家人也会回馈其家人，或以土地出让的方式，或以现金的形式直接给予其家人经济资助。

2、科举人数众多，世世代代都有人参加考试。

如果一个家族只有一两代人参加科举，即使有几个翰林、进士，也不能算是一个科举世家，必须一代一代地坚持参加科举。

考中举人、进士的概率极低。按照清代乡试的录取标准，大省每科不过百余人，如直隶135人、江南114人、浙江94人；中等省份每科不过百余人，如广东72人、河南71人、山东69人；小省份则有云南54人、广西45人、贵州36人。

科举人数在这里就定下来了，对于一个省份来说，一个家族微不足道，谁也无法保证自己的子孙一定能考上仕途，所以为了提高成功率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一代一代地参加科举。

清代这样的家族还有很多，比如安徽桐城的张氏家族，他们家族事业最巅峰的时候，一代可以出四五个进士，但过了五代，就大多是举人、贡生了。

所以，衡量一个家族是否是科举世家，并不在于出多少进士、举人，关键是每一代人都要读书、要参加科举。

3.至少取得举人或武功以上称号

以上两个条件是成为进士世家的基本条件，即家庭的经济实力和科举的连续性。但问题是，如果一个家庭拼尽全力，却没有取得理想的功名，那么这个家庭就不能被称为进士世家。

为什么要考取举人和武功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清朝官员最看重的就是“科甲出身”的进士、举人，都是科甲出身，有科甲才能入府做官。

科举中最低的级别是生元，俗称秀才，但朝廷有制度，生元不是科举出身，不符合做官的条件。

五种贡品分别是恩贡、特贡、副贡、年贡、优贡。这五种贡生都是“正规渠道”出身，虽然功绩价值不如举人高，但朝廷规定他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官场，与其他杂流不同。

五品贡生入府的起点较低，多在州县任教官，或任州县辅佐，理想职位是当上七品县令。五品贡生的起点虽然不高，但在人生转折过程中却不受限制，可以像进士、举人一样晋升到更高级别的职位。

只要家族中有人做到了五贡，那么这个家族就会进入封建社会的良性循环，即以名望获得权力，以权力获得金钱，再以金钱获得名望。

这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，以及家族社会声誉的不断提高，使得一些人对获得五等贡爵就感到满足，从而不再继续参加乡试。

总之，科举是做官的敲门砖，考取五等功以上就等于拿到了这块砖。这也是五等功和莘莘学子严格区分的一个关键因素，莘莘学子因为拿不到这块砖，就被排除在科举家庭之外，无法步入仕途。

客观地说，没有哪个大家族能够抵挡科举的诱惑。明朝276年，乡试89次，平均每三年不到一次。清朝统治者看到绝大多数汉人热衷于追求名利，于是增加科举次数，吸引读书人。

从清朝入关算起，建国二百六十八年，到光绪二十九年最后一次科举为止，共举行了112次乡试，共录取进士26391人。举人总数为人，从乾隆初年每届科举1290人起。

而考生数量更是恐怖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同一时期的考生人数多达数百万，如此多的进士、举人和五进士分布在全国各省，形成了庞大的科举世家。